——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体会之一 盖思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对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明确指出，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合作经济工作的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践证明，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与其通过政府运作体现出来的宏观调控能力密切关联，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是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环节。
    一、改革开放以来使我们积累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宝贵经验，对宏观调控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从我国几十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看，在一定意义上说，“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就是“调控”市场经济的能力。任何执政党要想增强执政能力，都不能不把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回顾和总结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我们党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规律性，不断总结宏观调控实践的经验教训，宏观调控水平明显提高。
    1．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但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特别是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投资软约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投资、消费双膨胀，社会集资、金融机构设立基本失控，通货膨胀恶性发展。
    针对上述情况，1993年6月，中央果断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从1994年起，在金融、外汇、财税、价格、外贸等方面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立；专业银行向变化化、企业化发展；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汇率并轨；石油和粮食等基础行业产品价格开放等等。经过3年努力，到1996年下半年，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金融秩序迅速好转，物价消费水平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经济增长在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仍然保持着较高速度，经济实现“软着陆”。
    2．1997年，金融危机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并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东南亚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我国从大局出发，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开始发生逆转，即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内需扩大受阻，内需扩大受阻，物价急剧回落，出现通货紧缩迹象。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岗失业人员明显增加。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中央审时度势，以稳定经济增长为目标，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1998年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中央明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的”货币政策{后改称“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新的立足点。从1998年开始，我国连续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以此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社会总需求；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假日经济，以刺激消费，努力启动国内市场。随着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减弱，民间投资逐渐活跃，国外市场好转，外贸出口增加，我国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增长速度稳步回升并呈现强劲势头。
    3．2003年下半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苗头开始显现，煤电油运日趋紧张，盲目投资、乱上项目、重复建设问题愈益严重，消费价格以较快的速度持续上升，新的“大起”有可能导致新的“大落”。
    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形势，未雨绸缪，确定了“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原则，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强调不搞“急刹车”、“一刀切”；要求各地各部门迅速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上来。进入2004年，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大，宏观调控措施得到迅速落实，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宏观调控初步达到了预期目标。与以往不同，这次调控是一次预防性调控，其实践意义在于，在经济尚未全面过热、通货膨胀尚未发生之时予以遏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严重伤害，也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二、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体现了党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演进表明，随着党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宏观调控经验的不断积累，宏观调控能力日益增强，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技巧逐步娴熟，我们党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从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看。宏观调控逐渐远离计划经济条件下惯用的单一的行政手段，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主要运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内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为着力点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力表现得尤为充分，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必要的行政手段，有人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打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从宏观调控的时机和力度看。在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如果时机把握不准，该出台政策时没出台，该调整政策时没调整，“用药”不足或“用药”过量，都会造成重大损失。我国宏观调控从1993年经济过热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被动、滞后应对，到当前的主动预防性调控的演进，表明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矛盾的分析判断和宏观调控时机的选择越来越符合规律，在宏观的调控着力点和力度的掌握上越来越符合实际，不仅积累了对付通货膨胀的经验，也探索了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
    从宏观调控的效果看。三次宏观调控对熨平经济波动的实际效果越来越明显。前两次宏观调控具有“扭转乾坤”之功，但调控代价不低，国民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一轮宏观调控尽管并非尽如人意，其后续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偏快、部分行业出现投资过热苗头的时候，果断决策，主动出击，以较低成本瓦解 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的基础，不能不说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明显进步。
    三、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
    （一）要尊重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学会按规律办事。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成败得失，从根本上说，决定于执政党政府能否自觉地按照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起支配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些规律包括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利润平均化规律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际上就是把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观行为与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客观过程统一起来，其结果就是宏观调控效率的提高。事实表明，什么时候遵从了客观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就能取得预期效果，经济发展就比较顺畅；什么时候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失效，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过去我们曾经干过一些“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事情，受到了规律的惩罚，。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要求我们尊重规律，自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二）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提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
    第一，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这个“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证明，这个时期也是各种矛盾最为复杂的时期。金融安全（不良贷款比例过大，越过国际公认警戒值）、社会管理、基尼系数（贫富差距）、“二元结构”等一系列难题在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从各种矛盾的特点看：新体制不健全与旧体制的弊端交织在一起（双轨制）；改革分配制度、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与事实上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交织在一起（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暴富人群）；；法制的不健全与依法行政不到位、司法不公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科学机制的缺失与有的工作不到位、不尽责交织在一起；一些群众诉求的合理性与反映问题形式上有的存在违法性交织在一起；各地重视科学发展观发展地方经济与维护中央权威和利益驱动，存在越权审批问题交织在一起，等等。要求执政党必须把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二，增长紧迫感，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抓住战略机遇期。当今时代，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政党之间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较量。我们党要完成三大历史使命，必须把握时代发展这个主旋律，拓展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履行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满足好人民群众发展的愿望。
    一是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当今世界，哪个政党能够敏锐发现和把握时代潮流，哪个国家就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的高位势。一个执政党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必须具备把握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能力，使自己领导制定的发展战略条件符合时代潮流。原苏联领导人之一纳扎尔巴耶夫在《站在二十一世纪门槛上》一书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失掉执政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制定的战略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早就被西文淘汰的炼钢技术，在苏联还被当成先进技术来引进；苏联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退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我们党要居安思危，必须思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因为跟不上时代而失掉政权之危。
    二是是抓住战略机遇期。西文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用了100年时间洗牌，而今我们面对的经济全球化是又一次世界经济重新洗牌，能不能抓住这次世界经济重新洗牌的机会，关键看我们党是否具备领导发展的能力，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当前，继制造业中心转移这个机遇被我们抓住之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考核成绩的趋势在继续加强，“IT产业也开始转移，服务业中心也开始转移。未来15年中，将有330万个服务业的岗位、1360亿美元的薪酬要转移到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最后这些产业落脚到哪个国家，要看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如何。
    （三）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
    经济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地区、行业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应力求避免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不同阶段一个样，对不同地区、行业“一刀切”。调控措施的选择既要立足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有利于促进下一步的发展，避免调控之“药”下得过重过猛；要根据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要区别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强计划和金融、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使之相互配合、协同运作，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
    借鉴西方组织管理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20年的改革实践，我认为，要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应从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协调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职权和利益关系着手。正如政府干预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惟一途径，单纯引入市场机制也不是解决政府失灵的惟一手段。以罗纳德.科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经济学家，通过交易成本大小划分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责的法则值得参考。这个法则认为，凡是个人、企业和市场能够解决的经济问题，或是他们能以高于政府的效率来解决的经济问题，原则上应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政府只应从事那些个人、企业与市场所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及那些效率比个人、企业与市场要高的活动。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政府作用有限，因此，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调节，在干预范围、内容、方式和手段方面要注重改革创新，强调实效，要遵循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一般来说，在微观领域，应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注意发挥政府资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分散化帮助作用，并鼓励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过程的社会参与。政府不应进入私人物品市场去竞争生产，即使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也可选择两种提供方式：一种是直接进行生产，如交通基础设施、港口、机场等；一种是以政府采购方式从私人部门购进。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选择上也应服从这一原则要求。在宏观领域，应在保证市场机制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基础上进行调控。政府干预的范围主要是：经济政策、基础教育、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卫生、环保等领域。在方式上应提高效能，在实现形式上体现市场化趋势，如借助或通过签定合同、授权经营、经济资助、法律保护等手段和途径委托私人部门，在私人部门不能实现政府政策目标时帮助提供。政府干预市场应有所选择，有些市场缺陷政府不必干预，干预也无济于事。